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申博太阳城在线开户 - 隋 章草《出师颂》(释文对照版)

发布日期:2020-01-10 13:02:51   人气:2513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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申博太阳城在线开户,1.隋·章草《出师颂》完整图

2.释文即介绍

3.释文对照图

4.存世《出师颂》墨迹本与刻本关系考 单国霖5.章草书《出师颂》辨析 单国强

隋·章草《出师颂》(全卷)纸本21.2x127.8,北京故宫藏。

释文:

茫茫上天,降祚为汉。作基开业,人神攸赞。五曜宵映,素灵夜叹。皇运未授,万宝增焕。历纪十二,天命中易。西戎不顺,东夷构逆。乃命上将,授以雄戟。桓桓上将,实天所启。允文允武,明诗阅礼。宪章百揆,为世作楷。昔在孟津,惟师尚父。素旄一麾,浑一区寓。苍生更始,移风变楚。薄伐猃狁,至于太原。诗人歌之,犹叹其艰。况我将军,穷域极边。鼓无停响,旗不蹔褰。浑御遐荒,功铭鼎鈜。我出我师,于彼西疆。天子饯我,辂车乘黄。言念旧劳,恩深渭阳。介圭既削,裂壤酬勋。今我将军,启土上郡。传子传孙,显显令闻。

《出师颂》自唐朝以来,一直流传有序,唐朝由太平公主收藏,宋朝绍兴年间入宫廷收藏,明代由著名收藏家王世懋收藏,乾隆皇帝曾将其收入《三希堂法帖》。1922年,逊位清帝溥仪以赏赐溥杰的名义,将该卷携出宫外,1945年后失散民间。2003年7月突然在中国嘉德2003年春季拍卖会上亮相,引起业界轩然大波。

本幅无款。鉴藏印记有22方,计为:唐太平公主梵文印“三藐母驮”,唐邵王李约“约”和“邵约之印”,唐中书侍郎王涯“永存珍秘”(钤两处);宋高宗“绍”、“兴”(联珠印)、宋内府“书印”(半印)和“内府秘书之印”;明以前人之“蓑笠轩印”、“历代永宝”、“刘氏中守”、“刘完私印”、“安元忠印”及二印文不辨之印;清安岐“仪周珍藏”,清内府“乾隆御览之宝”、“石渠宝笈”、“乐寿堂鉴藏宝”、“乾隆鉴赏”、“三希堂精鉴玺”、“宜子孙”诸玺。

后纸宋米友仁跋:“右出师颂,隋贤书,绍兴九年四月七日,臣米友仁审定。”右下钤“监书画博士印”。左鉴藏印记6方,计有:“物”(半印)、“□轩”、“□□山牧”、“古希天子”、“寿”及一印文不辨印。右鉴藏印6方,为“安仪周家珍藏”、“五福五代堂宝”、“八徵耄念之宝”、“嘉庆御览之宝”、“宣统鉴赏”、“无逸斋精鉴玺”。

引首篆书“晋墨”两字及花押“伍”,押上钤“御府图书”,据押和印,前人定为宋高宗书,实为明人仿写。另有清内府鉴藏印“太上皇帝”、“石渠定鉴”、“宝笈重编”、“宁寿宫续入石渠宝笈”。左上乾隆癸巳(三十八年,1773年)御题一段。

前隔水鉴藏印有:明王世懋“琅琊王敬美氏收藏图书”,清安岐“安”、“仪周鉴堂”,清内府“八徵耄念之宝”。后隔水乾隆戊辰(十三年,1748年)御题一段,下钤“乾”、“隆”印,另有清安岐鉴藏印“麓邨”。

此本见于著录的有:明·詹景凤《东图玄览》、王世贞《弇州山人续稿》、吴其贞《吴氏书画记》、孙鑛《书画跋跋续》、清·顾复《平生壮观》、安岐《墨缘汇观》、吴升《大观录》、《石渠宝笈续编·宁寿宫》、阮元《石渠随笔》、孙岳颁《佩文斋书画谱》、倪涛《六艺之一录》等书。刻入《三希堂法帖》。

根据著录书及鉴藏印记,此本称为“绍兴本”《出师颂》,据米友仁跋,多定为隋贤书,也有认为是西晋索靖或南朝梁·萧子云写,乃至唐人作。流传情况大致是:唐代经太平公主、李约、王涯先后鉴藏;南宋绍兴年间入内府;明归王世懋;清初由安岐收藏,后入乾隆内府;民国十一年(1922年)十一月初九日,溥仪以赏赐溥杰的名义携出宫外,1945年后散落匿于民间不彰60余年;2003年由拍卖公司征得,故宫博物院以巨资购回。

《出师颂》作为流传有绪的章草墨迹曾留存有两本,一为此“绍兴本”,一为“宣和本”,后者曾入北宋内府,有宋徽宗标题“征西司马索靖书”及“宣和”瓢印,一般定为西晋索靖书,也有认为是梁·萧子云书,经北宋《宣和书谱》、明·文嘉《钤山堂书画记》、清·卞永誉《式古堂书画汇考》等书著录。其流传情况大致是:北宋入宣和内府,明代似从严嵩家辗转入文彭手,后售于项元汴,入清后不存。“宣和本”曾刻入董其昌《戏鸿堂帖》,王肯堂《泼墨斋帖》亦曾摹刻,今仅存法帖拓本。

绍兴本《出师颂》本无名款,后人认为是西晋索靖或南朝梁·萧子云作,或谓隋贤或唐人书,并无定论。从本幅中有唐太平公主、李约、王涯等人鉴藏印看,书写不会晚于初唐。据宋·米友仁跋定为“隋贤书”当较可信。此书属较典型的早期章草书体,“蚕头凤尾”带有隶书遗痕,“银钩虿尾”具草书特征,整体书风规整而不失变化,劲健中见自然飞动之势,古朴又典雅,是六朝以来创立规范章草的传统体貌,唯稍增飘逸之势,与隋·智永《真草千字文》中的草体大致相近。故定为隋人书是合宜的。

存世《出师颂》墨迹本与刻本关系考

单国霖

《出师颂》为东汉史孝山所撰,对后世书写此颂者,异议颇多。从历代著录和存世墨迹刻本两个界面来考察,确实存在过多种本子。历代笔记、著录所记载,纷纭芜杂,单从文字来分析,难辩其真膺优劣。现在换一个角度,以传世的几种《出师颂》主要刻本与存世墨迹为标样,并参考有关著录材料,加以比较辨析,或许能对《出师颂》的历代写本情况,获得一个较明晰的认识。

历代法帖中收刻有《出师颂》的共有九种,大致可分为三个系统。

一、 南朝梁萧子云《出师颂》系统,现见刻本两种。

1、宋《汝帖》第七卷,王寀摹刻,刻于大观三年(1109年),上海博物馆藏宋拓本。其有如下特征:

(1)标名“萧子云”,为残帖,共5行80字,起自“薄伐猃狁”,止于“显显令闻”。

(2)“况我将军”之“我”字虽残,但字形犹存。

(3)帖中漏缺“我出我师,于彼西疆”八字,不知是母本原迹己残缺,还是刻石时漏刻,分析以前者可能性大。

(4)此帖文字笔划缺损甚多,摹刻者似乎忠实于原迹,残损处不作添补。

(5)此帖字与字之间不连属,且笔力较为瘦劲,隶意颇重。与同帖卷四所刻索靖《月仪帖》,在结体、用笔上相近,气息高古。

2 、北宋《兰亭续帖》上册,刻于政和初年(1111年),上海博物馆藏宋拓本。

(1)标名“萧子云”,刻石已斜向裂开,故残损字较多,但非裂痕处笔划较全,不同于《汝帖》之笔划多缺失。

(2)此帖刻全文,“我出我师,于彼西疆”八字未缺。但是“况我将军”之“我”字已失落,且未留白,致使文句不顺,四字句成三字句。

(3)此帖每行字数比《汝帖》本为少,行距亦较宽。

(4)此帖第二行“来”字,第八行上“至”字下“况”字己半残。

(5)此帖后面并刻有蔡襄治平二年(1065年)的题跋,谓“此书尤精劲而完篇,殊可爱。借临一本,然眼力已昏,多亦失真,他日或移石本,可分遗也。”

比较《汝帖》和《兰亭续帖》两本《出师颂》,虽都题“萧子云”书,但并非出自同一母本。因前本多一“我”字而缺八字;后本“我”字已删。蔡襄题跋于1065年,说“此书尤精劲而完篇。”《汝帖》刻于1109年,早于《兰亭续帖》,却已成残篇,又未收刻蔡襄跋。再细加比勘,两本字体的形体亦有小异,故两本各有母本。北宋米芾《书史》记载:“钱勰房下有史孝山《出师颂》,题作萧子云,亦奇古。”又黄伯思在《东观余论》中说:“萧景乔(子云)《出师颂》,虽不适魏晋人,然高古尚存遗风,自其书中观之,过正隶远矣。”说明北宋时就流传萧子云本,可能还不止一本,故出现不同摹刻本,自在理中。

二、西晋索靖《出师颂》系统,共有五种。

1、明邢侗选辑《来禽馆帖》卷二,标名“索靖书”,刻于明万历二十八年(1600年)。此帖有如下特征:

(1)帖前刻有北宋徽宗双龙圆玺,“宣”“龢”连珠印,帖尾刻有“政和”长方印,“宣和”长方印,并有“永存□□”半印,“书印”长方印,“文艺薮泽”大方印等收藏印。

(2)“况我将军”之“我”字缺,未留白。

(3)与《兰亭续帖》比勘,“降祚有漢”变为“降祚为漢”;“素孁夜暵”变为“素孁夜嘆”;“鼓無停響”变成“敉無停響”;“言念伯舅”变为“言念内舅”。

(4)《兰亭续帖》里缺笔的“来”、“至”、“况”等字,皆勾出残损边框;“明诗阅禮”之“禮”字己残缺,而《兰亭续帖》里尚未残。

在此要着重提出“素孁夜暵”四字,“暵”一作干旱、干枯释;一同“熯”。王遽常先生1947年在《索征西书出师颂墨池堂本跋》一文中,考释“暵”同“熯”,《玉篇》释火盛貌,《论衡》释炬火,则“素孁夜暵”谓素月夜明也,正与上句“五曜宵映”(五星夜间映照)作对。而宋五臣注《文选》本,行文为“素孁夜嘆”,“嘆”释哭。王文谓:“素月岂能夜叹乎?”他从文字训诂角度对古文提出了疑义。王遽常之说,应合乎原文。

2、明董其昌选辑《戏鸿堂法帖》卷三,标名“晋索靖出师颂”。此帖刻于万历三十一年(1603年),晚于《来禽馆帖》三年。

(1)帖前刻有双龙圆玺,“宣”“龢”连珠印;帖尾刻“政和”、“宣和”长方印、“文□薮泽”大方印。后又刻董其昌自跋:“锺太傅书自晋渡江时,止传宣示表,百余年间妙迹已绝,宁知今世有索靖出师颂耶?此书在檇李项子京家,故是甲观。其昌。”

此帖与《来禽馆帖》比勘,双龙圆玺位置移上,缺“永存□□”半印和“书印”印,“文兿薮泽”印空“兿”字。

(2)帖中文字与《来禽馆帖》均同,亦缺“我”字,“来”、“禮”、“至”、“况”诸字亦缺笔。

3、明章藻摹刻《墨池堂选帖》卷二,标名“晋索靖出师颂”,刻于万历三十年至三十八年(1602—1610年),与上述两帖差不多同时间。

(1)帖上刻收藏印与《来禽馆帖》基本相同,但帖尾缺“宣和”长方印,“政和”印缺左小半。

(2)帖中文字与上两帖均同,缺字、缺笔诸字亦同。

(3)帖后增刻章藻释文,释文中有明显错误。如“朔风变楚”释成“移风变楚” ,这是因“朔”字残泐不全,导致错释。又末句“顯顯令闻” 误释成“顒顒令闻”。

4、明陈元瑞选辑《玉烟堂帖》卷二,标名“萧子云”,刻于万历四十年(1612年)。

(1)此帖虽题“萧子云”,然与《兰亭续帖》中萧子云《出师颂》不一致,而与《来禽馆帖》、《戏鸿堂法帖》等刻本文字全同,因而应归入“索靖出师颂”系统。

(2)此帖文字缺失与残损处,一同《来禽馆》、《戏鸿堂》诸帖。

(3)帖上未刻任何藏印。

5、明王秉錞选辑《泼墨斋法书》第二卷,标名“晋索靖出师颂”,刻帖时间不详。

(1)帖上所刻收藏印,与《来禽馆帖》相同。

(2)帖中文字与上述四帖均同,缺字、缺笔诸字亦同。

(3)帖后刻释文,与《墨池堂选帖》释文同。又刻董其昌题跋,辑自《戏鸿堂法帖》,可知此帖时间要晚于上述四帖。

三、隋人书《出师颂》系统。

1、《隋贤书出师颂》墨迹本,即现故宫藏本。此卷黄麻纸,未题书者名,仅书篇名“出师颂,史孝山”。

(1)卷上收藏印共有四十余方,据已割裂析出的卷后佚名宋人(或元人)题跋,早期主要收藏印,唐代有“太平公主”胡文印、王涯“永存珍玩”印、锺绍京“书印”印、李约“约”印、“蓑笠轩印”大方印;宋代有宋内府“历代所宝”印、“内府秘书之印”印、“绍”“兴”连珠印等。此外还有元张达善,明刘中守、刘完、王世懋,清安歧和乾隆内府众多收藏印。

(2)引首描金龙纹纸上,篆书“晋墨”两字,署宋高宗赵构押书,钤“御府图书”方印。此引首绘五爪龙和纸张均非宋时物,系为后人(明人)伪托添配,此现已达成共识。

(3)卷后米友仁题识:“右出师颂,隋贤书。绍兴九年四月七日,臣米友仁审定。”引首和后隔水并有乾隆帝御题。

(4)此墨迹文字齐全,无残损处。唯仍缺“况我将军”之“我”字。

(5)与上述索靖《出师颂》诸刻帖比勘,有些文字有异。即“兆基開業”作“作基開業”;“皇運来授”作“皇運未授”。而“敉無停響”改为“鼓無停響”,“言念内舅”改为“言念伯舅”,其余均同。

2、清内府《三希堂法帖》卷三,标名“隋人书”,刻于乾隆十二年(1767年)。

此帖系《隋贤书出师颂》墨迹的石刻本。文字一依原迹摹刻,后并刻米友仁题识和弘历后隔水题跋。原本上面的收藏印,大部分略去,仅前有“石渠宝笈”、“郎邪王敬美氏收藏图书”诸印,末有“绍”“兴”连珠印、“蓑笠轩印”、“刘中守氏”诸印。

纵观上述索靖《出师颂》明代刻帖四种,都有徽宗朝内府藏印,且文字和书体缺落、损泐处基本相同,可判断出于同一母本。结合著录资料,母本应是曾经宣和内府收藏的索靖《出师颂》墨迹。

《宣和画谱》记载,御府所藏西晋索靖草书墨迹有四:《急就章》、《月仪帖》、《出师帖》、《七月帖》。

宣和天府本《出师颂》一直流传到明代,尚见著录。明王世贞《弇州山人续集》记载:“史孝山《出师颂》系古章草法,在宋时有两本。天府志索幼安所谓银钩之敏,而人间则盛推萧子云。旧于文寿承(文嘉)所见一卷,上有祐陵泥金御题征西司马索靖书与宣和瓢印,盖天府本也。第黯黑不甚可别,细玩其行笔处,亦似微蹇涩,往往有枫落吴江之恨。”这一本应是宣和天府本。又据詹景凤《东图玄览编》卷三记述:“其一本则文寿承于都下买得,数年后以七十金售于项元汴。”董其昌又在项家见此墨迹,遂摹刻入《戏鸿堂法帖》。明孙纩《书画跋跋续》卷一又说:“文寿承晚年于燕市中无意购得索幼安出师颂,价三钚耳,好事者多往索观。”邢侗、章藻、陈元瑞很可能也是借摹文氏收藏墨迹上石的。至于王秉錞《泼墨斋法书》的《出师颂》,则是翻刻《戏鸿堂法帖》和《墨池堂选帖》,己有明证。

正因为宣和本纸质黯黑,字迹多有模糊处,以至四本帖中多有笔划缺落处,而且有些字在摹刻过程中被误释,造成错谬。如“降祚有汉”之“有”字,误刻成“为”字;“素灵夜暵”之“暵”字,左旁“日”字上勾笔逐渐消失,误成“嘆”字;“言念伯舅”之“伯”字,误刻成“内”字等等。

现存《隋贤书出师颂》,正是绍兴内府本。王世贞同时见到过宣和本和绍兴本两种墨迹,《弇州山人续集》里并记:“今年秋,家弟敬美(世懋)购得一卷,其大小行模相彷佛,而结法特加遒密,古雅墨气如新。”又记述卷上有太平公主、王涯、锺绍京等印和米友仁题跋。他评价道:“余窃谓二迹皆自幼安临出,特绍兴本之所入者佳,而宣和之所藏当小次耳。”置绍兴本于宣和本之上。詹景凤亦与王世贞持相同意见:“王太常藏索靖书史孝山《出师颂》章草,苍郁深厚,古雅天成,不犯斧凿,虽锋锷敛而奇趣妙思,妍态丽清,包举无限。”并质疑:“友仁题为隋贤,不知何据?”

王、詹两前贤推定二本都是索靖书,并未有过硬证据,但他们拈出了宣和本和绍兴本的差异。而顾复《平生壮观》的记载却十分淆乱。他既记绍兴本有前后古印十三方,又记有“宣和”、“政和”诸玺,前有题“索靖出师颂”五字,后有米友仁跋,竟然将两本混成一体了。若根据顾复的著录来否定绍兴本的可信性,岂不被古人所误了。

那么宣和本和绍兴本是否为索靖所书呢?

我们不妨将《出师颂》三个系统的刻本和墨迹本联系起来,综合考察。首先值得注意的是:《兰亭续帖》刻本和传世宣和本刻本(即四种明刻帖)及绍兴墨迹本,全篇都缺少“况我将军”的“我”字,这不是偶然的,因为《汝帖》中《出师颂》残帖却并不缺,说明它们很可能出自同一母本。同时宣和本的四种刻本笔划残缺的“来”、“至”、“况”等字,缺损部位与《兰》帖完全一致。因此鄙见,宣和本是从《兰》帖所收萧子云《出师颂》的母本摹出。

绍兴本的文字比宣和本更接近萧子云本的文意。如“鼓无停响”之“鼓”字,宣和本误作“敉” ,而绍兴本未误;“言念伯舅”之“伯”字,宣和本误作“内” ,绍兴本未误。至于绍兴本摹错的文字,如“降祚为汉”之“为”字、“作基开业”之“作”字、“皇运未授”之“未”字等,都是萧子云原本上己经残损、笔划不清的字,故而绍兴本也应是摹自《兰》帖刻本的母本。下面将宣和本、绍兴本与《兰》帖文字的歧异处列出。

(1)两本俱误处:“降祚有汉”都误作“降祚为汉”;“素灵夜暵”俱误作“素灵夜嘆”。

(2)宣和本刻本误处:“鼓无停响”误作“敉无停响”;“言念伯舅”误作“言念内舅”。

(3)绍兴本误处:“兆基开业”误作“作基开业”;“皇运来授”误作“皇运未授”。

这些误处都是对“萧子云本”写法不理解,或者文字己残损,摹写时误释所造成。两本互有正误,故不存在两本之间谁摹谁的问题,两本是同源而异体。

宣和本和绍兴本既然和萧子云本有渊源关系,它们自然不是索靖所书。至于绍兴本的书写时代问题,诚然要从书法艺术的时代风格、流传经过、收藏印记考辨等多方面进行综合考察。近来,有人对存世绍兴本(即《隋贤书出师颂》)的可信性提出疑问,认为可能是南宋以后人所书。根据上面对各刻本和墨迹的比较分析,绍兴本属于摹萧子云本的结论,相信可以成立。那末它摹于何时呢?东汉史孝山《出师颂》,在南朝梁时被萧统选编入《文选》。至唐显庆三年(658年),李善向朝廷进呈《文选》注本。自梁至唐,无雕版印刷术,只能靠抄本行于世。直到五代孟蜀时,《文选》才镂版印行。宋代发明活字印刷术,遂盛行《六臣注文选》本。绍兴本有些文字摹错,是母本漫漶不清的原因,如果当时有文本可参照,它完全可以依本纠正。正因为无本可依,才出现至今看来不该有的舛误,这恰恰从反面证明,它至少是五代以前的摹本。米友仁凭着他睿敏的鉴定古书画目光,审定它为隋贤所书,并非是无据之论。

《出师颂》的古写本,在历史上曾经存在过多种,在书法史上备受帝王、书家和文人的珍视。至今最高古的南朝梁萧子云的手迹已荡然无存,宣和天府本墨迹也杳无踪影,唯有绍兴内府本硕果仅存,犹为我们提供了除西晋陆机《平复帖》之外,最高古的章草书原迹,它无愧是中国书法史上的瑰宝。

(转自《故宫博物院》作者为上海博物馆书画研究部主任、研究员)

章草书《出师颂》辨析

单国强

近期,早已下落不明,原曾著录于《石渠宝笈》的隋人章草书《出师颂》墨迹,却由嘉德拍卖公司征得,并定向出售给故宫博物院,使这件原为清宫内府收藏的名迹物归原主,一时在社会上引起极大反响。多数业内人士欣喜此件名迹幸存至今和再度问世,并找到合适归宿而得以永久保护。但也有人提出种种质疑,诸如作品是真是假,究竟何人所书,属于哪个时代,艺术和历史价值如何,以及故宫博物院花巨资收购是否值得等等,还列举了诸多专家的意见以证明分歧之大。诚然,对一件名迹的再现和归宿表示关切并陈述看法,是很正常的,但如果仅凭断章取义或道听途说的专家只言片语来谈问题、下断语,就失之于偏了。科学的态度应该是摆事实、讲道理,有充分的论据和缜密的分析,对作品作出全面、准确的鉴考,最后才能得出较客观的结论。其实,《出师颂》在千余年流传过程中,已有许多书画家、史论家、鉴藏家对之评析,当代书画鉴定家也有专文鉴考,如徐邦达先生《古书画过眼要录》“隋无名氏书 出师颂”一文。这些研究成果对上述诸多质疑的问题都有所答复,并非是分歧很大。因此,重温古今专家对《出师颂》的鉴析有望匡正视听。本人仅梳理一下以往的研究成果,并发表一孔之见,与有识之士展开充分说理的学术讨论。

一、《出师颂》的现状、流传和著录

1.现存状况

本幅,纸本,章草14行,无作者名款和钤印,首行“史孝山”为“出师颂”文之作者。引首,描龙花笺,篆书“晋墨”两字及花押“伍”,据押定为宋高宗书。左上乾隆“癸已仲秋上濣”御识一段。后隔水,素绫,乾隆“戊辰立夏日”御题一段。尾纸,纸本,宋·米友仁题:“古出师颂,隋贤书,绍兴九年四月七日,臣米友仁审定。”

鉴藏印记:本幅左边由上至下为“永存珍秘”、“邵约之印”、梵文“三藐母驮”、“蓑笠轩印”、“历代永定”、“约”、“绍兴”连珠印、“刘氏中守”及不辨一印,另有骑缝印“仪周珍藏”;右边由上至下为“刘完私印”、“安元忠印”、“书印”(半印)、“永存珍秘”、“内府秘书之印”及不辨一印,另有骑缝印“乾隆御览之宝”、“石渠宝笈”;幅中有“乐寿堂鑑藏宝”、“乾隆鉴赏”、“三希堂精鉴玺”、“宜子孙”乾隆诸玺。引首花押处钤“御府图书”,中钤“太上皇帝”,左骑缝印“石渠定鉴”、“宝笈重编”、“宁寿宫续入石渠宝笈”。前隔水钤“琅琊王敬美氏收藏图书”、“八徵耄念之宝”、“安”、“仪周鉴赏”。后隔水钤“麓邨”。尾纸钤“古希天子”、“寿”,右骑缝印“物”(半印)、“□轩”、“□□山牧”、“监书画博士印”,另一印不辨。

2.文献著录

历代见于著录的章草《出师颂》墨迹计有两个本子,一本可谓“宣和本”,有宋徽宗标题“征西司马索靖书”及“宣和”瓢印,称为西晋索靖书;一本可谓“绍兴本”,曾藏南宋绍兴内府,有米友仁鉴题,称为“隋贤书”,即今所存之本。

“宣和本”见于著录的有:北宋《宣和书谱》卷三,明文嘉《钤山堂书画记》、清卞永誉《式古堂书画汇考》“书卷之六”。此本据宋徽宗标题多定为索靖书,也有认为是南朝梁肖子云作。

“绍兴本”见于著录的有:明詹景凤《东图玄览》卷三、王世贞《弇州山人续稿》卷一六一、吴其贞《吴氏书画记》卷四、孙鑛《书画跋跋续》卷一,清顾复《平生壮观》卷一、安仪周《墨缘汇观·法书》卷上、吴升《大观录》卷一、敕编《石渠宝笈续编》宁寿宫(第五十二)、阮元《石渠随笔》、孙岳颁等《佩文斋书画谱》卷七十、倪涛《六艺之一录》卷一百六十四。此本据米友仁题跋,多定为隋贤书,也有认为是索靖、肖子云乃至唐人作。

另有仅记《出师颂》而未注明何本的著录书:南宋周密《云烟过眼录》卷上、明张丑《清河书画舫》“莺字号第一”。

3.历代流传

根据作品鉴藏印和历代著录书,绍兴本《出师颂》流传情况大致是:唐代经太平公主、李约、王涯先后鉴藏,南宋绍兴年洵入内府,经米友仁鉴题,明归王世懋,清初由安仪周收藏,后入乾隆内府。清时刻入《三希堂法帖》。民国十一年(1922年)十一月初九日,溥仪以赏赐溥杰的名义携出宫外,1945年后散落匿于民间不彰六十余年。

宣和本《出师颂》今已不存,其流传情况大致是:北宋入宣和内府,有宋徽宗标题,明代似从严嵩家辗转入文彭手,后售于项元汴,入清后不存。此本也称“天府本”,曾刻入董其昌《戏鸿堂帖》,王肯堂《泼墨斋帖》亦曾摹刻,今仅存法帖拓本。

二、鉴析今存之《出师颂》

1.今存之本是否即“绍兴本”

这是首先要认定的,否则,一切文献的引证都会有人否认,甚至发出“此乃今人伪作”之高论。

绍兴本最后经清内府收藏,今存本是否即清宫旧藏本,可核对《石渠宝笈续编》著录。是书“宁寿宫”(第五十二)记载:“谨按是帖刻入《三希堂帖》,亦见《星凤楼》、《戏鸿堂》二帖。曾藏王世贞尔雅楼,其《弇州续稿》有跋云:‘家弟敬美得一卷,谓是绍兴所入者,胜于宣和所藏’。寻其所载印记,即此本也。特犹以为索靖书,后人以与米友仁所定不同,复裁去耳。引首‘晋墨’小篆二,以押字考之,乃宋高宗笔,见周密《癸未杂志》。张领字达善,元导江人,侨寓江左,至元中行台中丞吴曼庆延至江宁学官,远近翕然尊师之,曰导江先生。有经说文集行于世。所考证卷中十三印,多轶去,惟太平公主印一、宋内府印三、王涯印一、‘书印’半印尚存。太平公主四字印,见徐浩《古迹记》。‘永存珍秘’,王涯印也。又‘约’字印,乃唐李约也。见张谦德《清秘藏》。”著录中所提唐、宋诸印和明王敬美藏印,在今存本中俱见,所钤清内府诸玺,亦证此本即清宫藏本。唯后纸元代张领(达善)跋未见,想是出宫后被人裁去变为另一卷。所幸此残卷(一无款题,一张达善跋)在六年前即为嘉德拍卖公司觅得,并公开拍卖出售。其尺寸、气息均与《出师颂》本卷相一致,两卷一左一右的两方骑缝印(一方一圆)也对得上,可证原为一卷。据此,今存本即清宫藏本,亦即“绍兴本”。

今存本与清乾隆前的诸家著录书相对照,也与“绍兴本”状况一一吻合,唯明藏家王世贞、王世懋(敬美)昆仲的题跋不见,当在入清后佚去。清初安仪周《墨缘汇观》曾记述:“此经王敬美所藏,王氏昆仲必有题识,今卷内无存。”然亦引录了王世贞《弇州山人续稿》中所藏之跋。

今存本与前人著录相对照,可证此即早已闻名并流传有绪的“绍兴本”《出师颂》,并为清宫旧藏。

2.“绍兴本”《出师颂》的创作时代

搞清楚今存本的创作时代,是鉴定此件作品的主旨。因为此件《出师颂》并无作者款署,属无款作品。按照书画鉴定学的原则,无款作品就是鉴定年代,即“明是非”,前人所定时代对,即“是”,定错了,即“非”,重新确定一个较准确的年代就是了,无所谓“真伪”问题。判定真伪,主要是对“有款”作品而言。因此,对无款的《出师颂》大谈是真,是假,是伪作,是赝品,实在是缺少最起码的书画鉴定常识。

有人会问,《出师颂》不是说是索靖书吗?怎么成了“无款”作品呢?其实,此卷的作者都是后人定的,并有西晋索靖、南朝梁肖子云两说。后人所定之作者均属猜测、分析,改变不了原作“无款” 的性质。诚然,前人对作者的推断可以作为我们断代的参考,结合前人对此作的断代(隋贤、唐人),也可考虑有无可能为西晋或南朝梁人所书。

今存绍兴本《出师颂》的断代,可从后人题跋、历代鉴藏印、书法的时代风格诸方面来鉴析。

卷中题跋唯存米友仁10余字之跋,先鉴定米氏书法是否真迹。米友仁(1086—1165年)是北宋末至南宋初著名的书画家和鉴赏家,山水与其父米芾共创“米氏云山墨戏”;书法克绍其父,字姿更倚侧,用笔则较收敛;对书画有极高的鉴赏能力,曾诏入南宋绍兴内府鉴定所藏书画,多有鉴题,存世书法墨迹也多为鉴题。此本中米友仁鉴题与之其它墨迹相比较具相同书法风格,尤其偏长、右斜、求险的结体,以及柔和、内敛又时出劲锋的点画,呈鲜明的个性特色。试与故宫博物院所藏的《行书动止持福帖册页》相比较,相同的“右”、“日”诸字的笔势、结构甚为接近,“友仁”的署款尤为一致,显然出自同一人手笔。而且,《出师颂》的“米友仁”三字款署,早已收入1987年上海博物馆编的《中国书画家印鉴款识》“米友仁”条,见318页款1,备注:“《米友仁》,隋人出师颂卷题跋,绍兴九年(1139年)”。可见,此鉴题属真迹无疑。米书既真,其鉴定为“隋贤书”就有相当可信性。

据此卷本幅的诸鉴藏印,也可佐证墨迹不会晚于初唐。所知诸印中最早的是唐武后女太平公主的四字梵文印。据考,唐徐浩《古迹记》记述:“太平公主取五帙五十卷,别造胡书四字印缝”。唐张彦远《历代名画记》卷三亦曰:“太平公主、驸马武延秀玉印胡书四字,梵音云:三藐母驮”。两书所述当是此印。本人不懂梵文,但所钤印章为水蜜印,属宋以前普遍使用的印泥,而非宋以后改用的油印,可知其时代是很古的。而且此梵文是太平公主的“别造胡书”,不同于现今的梵文或西藏文,故今人多不识,然甚吻合武后朝多自造新字和怪字的时代风尚,后人恐怕是生造不出的。因此,应承认此印属真。基此,本卷书写就不可能晚于初唐武后时代。前人考证本幅中还有几方唐印:“永存珍秘”为王涯印。王涯,字广津,活动于唐德宗至文宗年间(780—840年),累官中书侍郎、同中书门下平章事。他喜藏书画名迹,《新唐书》“王涯传”载:“前世名书画,尝以厚贷鉤致,或私以官凿恒纳之,重复秘固,若不可窥者”。故王涯得以观赏或入藏此本并钤盖此印,是极有可能的。“约”字印,为李约之印。据《旧唐书》卷一五四记载,李约,唐顺宗第八子。初授国子祭酒,封高平郡主,唐德宗贞元二十一年(805年,即顺宗永贞元年)进封为邵王,官至兵部员外郎。善画梅,精楷隶。他精于书法,又是王爷,亦当可能收藏或观赏过《出师颂》并钤鉴藏印。本幅上另一印“邵约之印”,亦当是李约钤印,应为“邵王李约之印”的简称,且印泥与“约”印一致,都属水蜜印。诚然,王涯、李约乃至太平公主之印,均无存世的鉴藏印可予对照,不敢遽然定真,但也无充分根据说假,从均为水蜜印的印质看,应该是年代较早的古印。本幅中还有几方宋代印,其中“绍兴”连珠印,与《中国书画家印鉴款识》“赵构”中所收3号印(1358页,注:“黄庭坚寒山子庞居士诗藏印”)应是同一方印,大小、部位一致,甚至连“绍”印稍外斜的左边框,“兴”印左上稍粗钝的转角都相一致。另一方南宋的内府藏印“内殿秘书之印”,《印鉴》中未见,也未及与其它作品中相类藏印核对,但即使与某件作品中印文相同的印章核对,对不上怎么就敢断然说假?难道南宋内府“内殿秘书之印”只能有一枚?“绍兴”连珠印不是有好几套吗?因此,鉴定印章不能仅以存世的几枚为据,管孔之见是难以客观、准确的。而且鉴藏印只是辅助依据,以此来否定本幅乃至不属同一张纸的后纸米友仁鉴题,其逻辑不免有些荒唐。另外,还有一枚宋印可证是真,此即一直定为唐代锺绍京所钤的“书印”半印。据徐邦达先生鉴考,此印“实系宋内府‘书印’右边的一半,全文曾见于其它古墨迹中,想到的如颜真卿《湖州帖》米临本就有此印,可为明证”。如是,三方所知的宋印中,“绍兴”连珠印和“书印”半印两方均可定为真,此本即为南宋内府所藏的绍兴本《出师颂》,应该是毋容置疑的。

至于本幅中其它印章,如“蓑笠轩记”、“历代永宝”和两方印文不辨之印,虽难查明出处,但均为水蜜印,时代也不会晚于宋、元,亦比较古旧。至于“刘氏中守”、“刘完私印”、“安元忠印”,已属油印,时代当在宋以后,是真是假,恐怕已无礙于本幅的断代。

需要说明的是,此卷引首部分的宋高宗篆书题“晋墨”两字和花押,以及钤印“御府图书”是后人的伪仿。书法和印章一望而知不对,描金龙纹蜡笺纸和龙的形状明显属明代,而且引首题的格式最早出现于明初,见永乐间程南云题夏昶的《上林春雨图卷》,此前从未见过这种格式。究其原因,当是明人为证明此卷是晋人乃至索靖墨迹,在重裱时拼配上去的。这种借拆配以提早时代或冒充大名家的手法,在古代书画作品中屡见不鲜,决不能以此之假而来否定全卷的其它部分。对容易拆配的手卷、册页尤当注意,必须一部分一部分地具体分析,区别对待。这恐怕也是鉴定书画的常识。

再从本幅书法的时代风格分析,究竟该属哪个时代,这恐怕是此卷断代的主要依据。本幅《出师颂》属典型的章草字体。据史籍记载,章草体在西汉时已出现,至东汉趋于纯熟,张芝的章草“转精甚巧”,将此体进一步法度化,有“超前绝后,独步无双”之赞,被誉为“草圣”;三国吴·皇象所作章草严谨规范,古朴典雅,也树立了章草的典范,有“书圣”之称。所写《急就章》最为著名,现所见最早刻本为松江本,即明代杨政于正统四年(1439年)据宋人叶梦得颖昌本摹刻的碑石,虽属辗转摹刻之本,仍可一窥章草的标准体式;至西晋,有张芝姐之孙索靖,承张芝衣钵,虽精熟不及,但“妙有余姿”,亦属传统的规范章草体,所传之书刻于法帖中的有宋《淳化阁帖》卷三中的《泉陶帖》和《七月廿六日帖》,前者已带今草味,后者尚存原迹体貌,另有《月仪帖》多种刻本,均属后世翻刻本,已不类原貌;西晋时代,章草已开始向今草演化,出现了过度时期的书法,被称为“草藁”,由卫瑾创立。《淳化阁帖》中刻有他的《顿首州民帖》。陆机的《平复帖》墨迹,基本属于这种书体;东晋南北朝时期,已流行今草和楷、行书,章草体日见衰微,承遗风者唯南朝梁·肖子云;至唐,章草体几于绝迹;历数百年至元代以后,才又复兴章草,然风格已大异于古人。因此,从章草的创立、发展、演变、衰微历史看,呈现古典的、规范的章草体之书法,下限不会晚于唐代。对此,北宋黄伯思在《东观余论》中已作了准确总结,“论书八篇示苏显道”曰:“章草惟汉魏西晋人最妙,至逸少变索靖法,稍以华胜,世传书诸葛武侯对蜀昭烈语及豹奴等章帖,皆逸少书也。肖景乔(子云)《出师颂》虽不适魏晋人,然高古尚有遗风,自其书中观之,过正隶远矣。隋智永又变此法,至唐人绝罕为之,近世遂窃然无闻。盖去古既远,妙指弗传,几至于泯绝邪”。

东汉至西晋流行的规范章草体究竟是什么样子呢?因无墨迹存世,只能从法帖拓本中窥知一二,除上述列举的法帖外,在《淳化阁帖》中,尚可见到张芝的章草《秋凉平善帖》,皇象的章草《文武将队帖》、《顽闇帖》,王献之的章草《江东帖》等。诸帖虽不一定都反映这些名家的原作风貌,但仍可大致把握这一阶段章草的基本特征。由于章草是由隶书衍变为草书的过渡阶段书体,故一方面仍带有隶书的遗痕,所谓“蚕头凤尾”,即点划撇捺的起笔多圆浑如“蚕头”,收笔重按挑起如“凤尾”;另一方面又呈现草书的笔法,所谓“银钩虿尾”,即出笔或连笔遒劲如“银钩”,类细如蝎虫上卷的尾部“虿尾”。同时,结体多扁方,存隶书之框架,笔划又多细劲的连笔,具草书之流畅,整体书法规整而不失变化,劲健中见自然飞动之势,古朴而典雅。这些特征在《出师颂》中都有所体现,唯更增飘动之势,带有一定的今草味,诚如徐邦达先生所析,“和日本现存的智永真草千文,大致相近”。而元、明、清三代重振章草时所出现的笔锋锐利、旋转流畅,少古朴浑厚、多妍丽流美的时代特征,在《出师颂》中是丝毫找不到的。因此,从书风看,《出师颂》的章草不会书于隋代以后。

3.《出师颂》究竟为何人所书

其实这个问题已不属于本卷的鉴定范围,也不一定会得出一致的结论,只能“仁者见仁,智者见智”。古人所定索靖书,或肖子云书,或隋贤书,都是后人的一种看法,即使他们定错了,也不能说此卷是假。

诚然,探讨一下此本《出师颂》可能为何人所写,或接近于哪家书风,与相关的其它作品比较孰优孰劣,对于认识这件作品的艺术性和固有价值,当不无稗益。

首先,《出师颂》一问世,就与古代名家相联系,千余年来争论不休,本身就说明此件作品艺术性很高,非同等闲。试问,出自无名氏之手,同样无款的诸多魏晋六朝、隋唐写经,有哪一件往名家身上挂,并为之争论过?显然艺术性高低不一样嘛!

其次,前人将此作定为索靖作,或肖子云书,或隋贤书,或唐人书,根本点也不是要借名家来抬高作品,而是以艺术性的高低来对应作者,也无强加于他人或后人之意,主旨仍是评判其艺术性。诸家著录对作者为谁并不求一致,也不固执已见,但对其艺术性的赞叹却是一致的。如南宋周密《云烟过眼录》卷上记:“兰坡赵都丞与助所藏名书,索靖《出师颂》,或云肖子云”。对两位作者都默认;明·孙鑛《书画跋跋续》卷一曰:“小米概目以隋贤,并司寇谓自幼安临出,恐皆属悬断。但果系宣和、绍兴真物,亦即是书林至宝矣。”他认为隋贤、索靖之说都属悬而未决的推断,只要是宋内府之物,就是至宝;清·安岐《墨缘汇观·法书》卷上称:“然此本是晋是隋,俱不失为神妙之迹。”即不管定晋定隋,书艺是神妙的;明·吴其贞《吴氏书画记》卷四评:“书法秀健,丰神飘逸,为绝妙书法,然非索靖,乃唐人书也。”虽判断是唐人书迹,但仍赞扬为“绝妙书法”;清·吴升《大观录》论:“余观两晋法书,求如此颂之神满气足,无滞毫颓墨者,殆不能有二。而米元晖犹曰隋贤,则晋书中绝之语,几成信案,能不为此颂叫屈。……念此颂为千年法宝,除此真迹,别无伪讬,不敢不起而一辨证也。”他辨析此颂为晋人书,绝非伪讬,是“千年法宝”;明·詹景凤在《东图玄览》卷三中还比较了宣和本和绍兴本两本《出师颂》,认为“项本以熟纯毫写,是本则半秃笔写,具丽情妍态,尤难为,更奇也。”意即绍兴本胜于宣和本。

前人评析均强调,《出师颂》不管是晋、是梁、是隋、是唐,至少是千年留存之物,又别无第二件墨迹,且艺术上绝妙,当属稀世之珍。这些评语,对我们今天如何看待此本《出师颂》的固有价值,应该是足资参考的。

三、如何对待千年幸存、流传有绪的名迹

绍兴本《出师颂》,即使从初唐算起,至今也有一千三四百年的历史,且流传有绪,屡见著录,近代又失踪了60余年,如今重见天日,应该如何对待?对作品的某些方面,自古至今一直存在不同看法,属于有歧义的名迹。现在面临由国家保管还是继续流落民间的问题,应该采取什么态度?在鉴析作品的同时,是不能不考虑的。

事实上,时代久远却流传有绪、闻名遐迩却颇有异议的古代书画名迹,有许多至今仍珍藏在各大博物馆,决不因有争议而冒然出手或打入冷宫。因为时代久远,史料匮乏,可资对照的实物又少,有些问题一时要考辨清楚是很难的。加之在流传过程中的散佚、拆装、重裱等,更使原迹面目全非,真伪揉杂,要逐一加以辨清亦非易事。因此,对这些作品一定要分清主次,重视其已认识到的价值,对存疑的要害问题,如果没有确凿的、公认的否定依据,还不如暂信流传有绪的旧说,先妥善加以保护,以免一时的误鉴而使一件众所周知的名迹销声匿迹。须知,在故宫博物院的藏品中,这样有争议的名迹不在少数。被称为传世最早的名人法书墨迹——西晋陆机《平复帖》就有人写文章称其内容与陆机所处历史背景有出入,应为西晋怀、愍帝至元帝初年之间作品。赫赫有名的东晋王羲之《兰亭序》,也有专家提出非羲之所书,还引发了一场“兰亭之辨”;故宫所藏的三本《兰亭序》摹本,即冯承素本、褚遂良本、虞世南本,经考辨也非三人所书,而只是唐太宗内廷供奉拓书人的勾填本。但所有这些不同看法,并不能贬低《兰亭序帖》的历史、艺术价值。因为在原迹不存的情况下,这些“下真迹一等”的复本或临摹本(并非有意作假的伪本)应视为真迹加以妥善保存和合理利用,以有利于弘扬中华民族历史悠久的传统文化。对《出师颂》这件流传有绪的名迹,恐怕也应该采取这种态度。

至于收购价格高低之说,如果我们真正认识到了这件《出师颂》的固有价值,即它是千年以上的古物,又是罕见的隋代存世名家墨迹(而非一般书手),且具很高的艺术性,堪与索靖、肖子云等章草名家书风相联系,体现出早期章草的典范风貌;同时又曾入清内府收藏,流散后60余年不见踪影,今有幸复出。作为故宫博物院是否负有不可推卸的回收责任?树立志在必得之决心?至于价格,是由买卖双方商定的,不可能单由买方说了算,是高是低,很难有一个衡定尺度。倘若如有些文章所说,宋徽宗《写生珍禽图卷》是假的,外国人却以2500万的高价买走了,米芾《研山铭》也是假的,亦以3000万价格成交,那么,早于它们四百多年的隋人《出师颂》既已由故宫博物院延庆请权威书画鉴定专家作出了科学的鉴定、断代结论,花2200万购买,怎么就说是高了呢?至于宋徽宗和米芾的作品是真是假,也尚未定论,在此不想赘述。如果我们能本着悉心保护祖国文化遗产,不让文物名迹随意流散的心愿来对待这些流传有绪的千年古物,价格问题恐怕就不会再成为质疑之点了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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